10月19日，备受关注的哈医大杀医生案公开宣判，被告人李梦南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并赔偿损失。与事件发生时一片喧闹的情景不同，宣判后舆论相对比较理性。可能因为李梦南未满18周岁，不能判处死刑，压缩了争论的空间。网上评论大多属于借题发挥。人们拷问最多的还是医疗市场化、诟病最多的还是医德退化，担忧最多的还是医患矛盾激化。
　　事件中最冤的是受害者王浩医生。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医患矛盾极端激化的牺牲品。王医生年轻、优秀，事发前刚取得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正满怀希望地踏上光明前途。这些背景为事件平添了几分悲剧色彩。王医生没有为李梦南看过病，与李素不相识。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李梦南怨气再大也不应发泄在王医生身上。但这种因特定诱因激发的，不针对特定人，见谁杀谁的行为，恰恰正是典型的泄愤杀人。李梦南的行为可以解读为针对一种秩序、一个群体，是一种对社会绝望的极端反应。
　　在电视镜头里，李梦南身材单薄、稚气未脱。联想到其贫穷、残缺的家庭（父母离异，母亲出走，父亲犯罪正在服刑，靠患胃癌的爷爷抚养），令人扼腕。他年少失学，到北京打工，却又患上强直性脊柱炎，不得已回家。从2010年9月到2012年3月案件发生，爷爷带着他六上哈尔滨，每次跋涉600多公里，辗转于两家医院求医；花费了几万元（而其爷爷早就因治胃癌负债几万），却越治病情越严重。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李梦南所接触的医生起码有两位数，所遭遇的对待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得到。正如李梦南行凶后对爷爷所说：“爷爷，我不想活了，不想增加你们的负担了。咱一次次来，他们（医生）刁难咱俩，……一次次钱都花完了还看不上病”。所以，李梦南杀人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历了由希望到绝望，怨恨逐渐累积的过程。当所有人的势利、冷漠都叠加在一起，且没有相反的体验让其感受到一丝温情，一点希望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把对个别人的消极印象放大到整个群体，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从对个体的怨恨扩大到对群体的怨恨，这就是悲剧发生的内在逻辑。
　　更加可怕的是，事发后网上出现一片病态的狂欢：“应该举国欢庆啊！鞭炮响起来！音乐开起来！”在前面36100个浏览者中，顶帖的竟达5172人。许多网友借机倾诉他们求医过程中与李梦南类似的遭遇。有人甚至坦承：“每次去医院也有杀人的冲动”。那种病态狂欢，使人预感类似的极端事件不会是孤例。今天有李梦南，明天可能会出现林梦南、刘梦南；今天惨死的是王浩，明天可能会是林×浩、刘×浩。透过这个事件所激起的躁动，你会痛心地感觉到，医患之间误解、偏见的确存在，李梦南事件其实只是提供人们借题发挥的管道而已。没有李梦南事件，这种情绪也会寻找其他缝隙发泄。自古医者父母心、患者衣食源。救死扶伤，才能体现患难之情，彰显人性光辉。医患之间应该在双赢中增进人的德性。但如今，有些医院、医生与民众产生严重隔阂，以至于恨到深处拔刀相向，真是情何以堪！
　　医患之间这种高度不信任，已经发生连锁效应，使双方的博弈演变成为零和危局。正如央视记者白岩松所担忧的，李梦南杀医“这种惨烈的悲剧，如今痛在医生，未来更痛在患者身上”。如果一个社会，医者自危，患者无医，那就危乎哉。这不是危言耸听，其实危险早已潜伏在医院门口，其征兆就是富有中国特色的近年各地连连发生的“医闹”事件。“医闹”把医疗体制、医患关系的危机以及诉求表达机制、纠纷化解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李梦南事件是一个个体极端行为的个案，而“医闹”却越来越表现出有组织的暴力特征。 有的“医闹”甚至形成专业的作业模式，有专门的组织策划，专打体制的软肋，把制度绑架，从中套利。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医闹”对整个医疗秩序的破坏力更大。我们这个社会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对各种“医闹”熟视无睹，而非要到杀医事件发生才警醒过来。
　　把“医闹”与杀医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医疗市场化，实际是一种“罐头思维”照搬一些包装完美却简单机械的思维逻辑，以为市场化使医院和医生见利忘义。要找出症结，倒不如再到医院门口。那里有另外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医托”。“医托”现象是医疗资源稀缺、配置不科学、医院衙门化、医德退化等体制内外诸多问题的综合反映。如果就医要“医托”，“医闹”将如影随形。如果医院和医生对“医托”放水，坐享其利，又有何理由抱怨“医闹”呢？“医托”及其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解决了，医院、医生和医疗管理部门的公信力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汇集在医院门口的“刁民”才会减少。
　　李梦南事件发生后，国家卫生部要求对医疗机构重点部位实行24小时监控，加强保安力量，确保医务人员人身安全，这种举措非常及时。据说，哈医大第一附属医院已经“亡羊补牢”，记者到该院采访要隔着围栏。然而，如果医生为病人看病，背后需要荷枪实弹的警察保卫，那才是天下奇观！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构筑有形的保护之墙容易，拆除无形的隔阂之墙才难。“上医医未病”，这句医者名言，对于医治医疗体系的痼疾应该仍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