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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国人诚信"不及格" 7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
时间:2013-12-31 11:19:41  来源:人民网  点击:1693

    “诚信”,诚实守信用,曾是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也是自古就推崇的基本行为规范,如今却渐渐被很多人遗忘。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在进一步扩大,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进入到“不信任”水平。专家对此提出,社会诚信已经到了警戒线,由此导致社会冲突增加,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
 
     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
 
    在此次调查中,社科院蓝皮书课题组对北京、上海、郑州、武汉、广州等7个城市的1900多名居民进行了详细访问。结果显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平均得分为59.7分,进入到“不信任”水平。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下降,超过七成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从行业和部门来看,人们对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同时,官民、警民、医患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程度也在进一步加深。
    这次调查反映出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种种表现,最突出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以前,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没事串个门儿;年轻时父母工作忙,孩子放学后经常去邻居家吃饭;谁家做了好吃的会和大家一起分享;邻居家来了客人,如果主人没在,其他邻居还会把客人请到自己家里招待,真可谓“远亲不如近邻”。而现在,很多人却是邻里相逢不相识,平时见面不打招呼,甚至连一个微笑都没有。有的人和邻居住了好几年,都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在邻里关系淡漠的同时,还有不少人因为生活习惯、噪音等各种问题,和邻居产生矛盾,甚至大打出手。
    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叹:人人都有朋友,但却不敢相信朋友。职场上尔虞我诈,很难交到知心朋友,一旦发生利益冲突,立刻翻脸;生活中的一些所谓好朋友只能“同享乐”,不能“有难同当”,你有困难,其他人可能会以各种理由躲得远远的;有时朋友越熟,越可能上当受骗,很多人做传销等事情时,都先拿“熟人”开刀。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新指出,“杀熟”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更有甚者,为了争遗产、房产,不惜和亲生父母、兄弟姐妹反目成仇,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到冰点。
    熟人都如此,更别说陌生人了。上海媒体做过一项调查,超过90%的人不敢相信陌生人,仅有2%的人表示可能会让陌生人进家门。陌生的短信、电话不敢相信,站在街头的可怜人不敢帮助,十多岁的孩子出门,家长还得陪同。
    记者目前也做了一个实验:在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附近,记者以“手机没电,有急事”为由,随机向10名路人借电话。结果只有两人愿意借,其中一人还要求由他本人拿着手机让记者接听。在随后的街头采访中,有不少人坦言:“现在除了父母,几乎没人能相信。”也有很多人认为:“在当今社会讲诚信就是吃亏。”这两个观点与以下调查结果不谋而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调查显示,在近三年“最信赖的人”排行中,父母一直高居榜首。在人际交往范围中,41.1%的人只有1—3个可信任的人;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调查表明,诚信成为“吃亏”的代名词,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
    2009年,“三鹿毒奶粉”事件敲响了食品企业诚信缺失的警钟,随后不断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染色馒头、皮革奶、地沟油……一次次拉大了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信任的距离。同时,房地产、教育业、广告业的诚信口碑也在每况愈下。2011年,“郭美美事件”引起轩然大波,让人们第一次强烈地对政府和一些机构产生不信任感。《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曾做过“中国人信用大调查”。在行业榜上,中介服务业、食品业、广告业、房地产业和保健品业被评为“诚信形象不佳的五个行业”。此外,超五成受访者认为,政府或相关机构,组织行为透明度不高,比如财务收支、公车数量不公开等。
    当所有的不信任集中在一起时,社会氛围就会改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冷漠。面对诚信危机,很多人觉得个人力量渺小,于是随波逐流,一再放低道德底线,看惯了就不以为然了,于是就出现了‘小悦悦’事件、老人跌倒不敢扶的事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告诉《生命时报》记者。
 
    诚信缺失的三大原因
 
    从过去的“信义之邦”到现在的“诚信危机”,中国已建立几千年的诚信体系面临挑战。在各类事件层出不穷的背后,拷问的是诚信缺失的真正原因。
    1.金钱和利益驱使。夏学銮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选择失信。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期,金钱、地位成为人们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人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会考虑这件事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如果回报大于付出,可能选择做,如果回报小于付出,可能选择不做。在这样的影响下,很多人抛弃道德和诚信,为了利益不择手段,选择欺诈和坑蒙拐骗。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外乎不良商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放弃了道德标准,失信于社会和百姓。
    2.失信成本低。在张建新看来,失信成本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人际交往中,如果失信他人,最多就是受到谴责,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心理上的不安。那些屡犯不改的人,则根本不会有任何愧疚之心。同理,对于失信的个人和机构在制度设计上也存在着很多漏洞。比如,针对不诚信的企业,我国法律惩处力度远远不够,不足以惩戒那些失信的人,造成问题频出屡禁不止。在出现苏丹红、染色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后,几年来,我国食品行业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相反更多的食品纷纷陷入到安全和信任危机之中。
    3.政府带头还不够。专家表示,社会诚信包括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其中政府诚信是关键。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榜样力量是无穷的,积极的如此,消极的更如此。近年来,有些政府部门和官员诚信缺失,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欺上瞒下,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就会放大很多倍。”夏学銮说。
    另外,人们面对弱势群体,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比如“小悦悦”事件和老人跌倒无人扶现象,源头都在于道德防线的崩溃,这其中既有大环境的影响,更不乏个人信仰的缺失。
 
    从每个人不说谎做起
 
    诚信,对个人是道德问题,对企业是形象和利益问题,对政府则是公信力的问题。“诚信缺失的危害不容小觑。”张建新说,当人们一次又一次被骗,自然就会对所有人提高警觉,从而产生焦虑情绪;或者因为大家彼此互相不信任,从而产生孤独、无助的感觉。对于社会而言,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低,焦虑、抑郁情绪弥漫,就一定会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加,出现人们一方面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幸福感却下降的局面,最终加大社会运转和管理成本。
    要想挽回社会诚信,两位专家一致认为,最重要的是依靠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提高违法成本。在西方社会,维系诚信的力量首先是法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都颁布了道德法典。在德国,诚信和个人发展息息相关,比如乘车逃票被查到,就会写入个人信用记录,成为终生的污点。新加坡目前实施公务员公积金制度,如果公务员到正常离职或退休时未发生失信于宣誓承诺的行为,可获得一笔可观的公积金;如果在其任职期间诚信出了问题,公积金就必须上缴国库。“在中国,诚信的维系仅仅靠道德约束,法律的威慑力还远远不够!在人们道德和诚信严重缺失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立刻建立相关法律。”夏学銮说。
    在企业诚信方面,特别是与人们生活和健康息息相关的食品、药品行业,要加强监管,可以设立企业诚信评级机构,一旦企业出现不诚信行为,应该将其录入黑名单并通报,通过罚款、整改等方法提高企业的品质。政府和相关机构更应该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滥用,鼓励人们参与社会监督。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基本做到权力到哪里,监督就到哪里。钱花在哪里,审计就到哪里,政府权力得到了比较好的制衡。
    另外,要树立榜样力量,给做好事者多些奖励,宣扬诚信的人和事,让人们认识到,当今社会上还是讲信求义的人多。当然,每个人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对身边的人不说谎、不欺骗,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伸出援手。既然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么就该趁我们还没有偏离轨道太远的时候,转身拾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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