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波    

    “中国式过马路”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舆论热点。近日,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采访时称,公安机关将大力推进交通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研究推动将公民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的工作。这意味着,今后行人过马路闯了红灯,都有可能在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留下不良记录。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种个人交通不良行为或将上升为法律规范,甚至将与个人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顿时成为各方关注焦点。记者随后向重庆市交巡警总队求证,该总队表示,目前尚未接到相关通知或文件。
靠征信规范“中国式过马路”操作难度大
    “出发点是好的,但操作起来难度太大了。”12月3日,重庆市首届十佳交巡警李青表示,身处一线,每天都会遇到大量的行人怀着侥幸心理闯红灯,但他更多只是劝止。
    事实上,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可以扣留其车辆,但行人拒绝接受罚款却没有相对应的条款。
    “行人若不接受罚款,我们是无法采取后续手段的。”李青一语道破处罚行人违法的难度。
    同时,李青认为,信用记录、保险记录以及职业准入等,分属不同的行业管理部门,管辖权各有不同,作为一名交巡警,目前是无权进行跨行业执法的。李青表示,管理行人闯红灯宏观层面难度已经非常大,具体到实际操作上更是难上加难。
公众资源难以支撑措施实施
    一线的交巡警认为依靠征信系统管理“中国式过马路”操作难度大,法律界人士同样很难认同这一方式。
    “首先认定违法行为就是一个工作量巨大的事情。”上海合华利盛(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荣跃认为,从行人事实上闯红灯,到搜集、固化证据,再到初步认定,还要经受当事人申诉或复议,最后确定违法行为,然后才能纳入信用、保险、职业准入系统,这中间需要履行的必要程序太过繁琐,相对于行人过马路闯红灯这种极轻微的违法事实,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浪费公共资源。
    荣跃认为,这套方法要实施,首先要建立一个涉及13亿中国人的庞大信用系统。另外,涉及到保险、职业准入,又需要建立相关分系统;分系统之下,还得建立各个险种、各个职业的支系统。
    银行的信用系统之所以能够相对快速地建立,得益于金融系统特有的电子信息化可以留存海量的交易痕迹作为记录,而涉及到公民个人的各个分系统、支系统,则只能通过人口普查式的信息采集,这既有赖于海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也需要科技的进步才能完成。
    “考虑到此举会深刻影响个人的生活、前途,由此引发的诉讼将会相当可期。”荣跃认为,这样的方式影响巨大,只能通过立法解决,但由此引发的后续问题,将会极大浪费司法资源。
公众认可的规则体系建立才是王道
    “通过惩罚性措施遏制‘中国式过马路’,未必能收到预期的效果。”重庆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蒲奇军表示,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这种国情并非只是简单的物质条件或设备的特殊性,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那就是文化。
    在蒲奇军看来,在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度,无论是个人信用、保险还是职业准入,对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而言都缺乏起码的制约力。而一个对绝大多数国民缺乏制约力的制度,是明显失衡的。
    即便在城市,一般普通市民心中,行人横穿马路闯红灯只是一个道德觉悟问题,尚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对一个道德觉悟问题,突然实施如此严厉的处罚手段是不妥的。
    即便在法制相对严厉的新加坡,对乱穿马路也只是采用的罚款等手段。
    “事实上,行人乱穿马路既非个人信用问题,也不是职业操守问题,相互之间也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蒲奇军表示,要遏制这一现象,首先还是得从服务公民的立场出发。
    在蒲奇军看来,“以车为本”的思想在国内极为普遍,红绿灯对车行时长与人行时长完全不成比例的管控,往往严重影响了行人遵守交通规则的耐心。”
    根据博弈论相关理论,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行人和车辆其实是本着微妙的相互试探后的默契达成的通行原则,而这就涉及到了文化对人的影响。
    在西方国家,这种相互试探已经演变成“行人优先”的默认规则,所以不会存在判断失误。但在国内,因为没有建立行人优先的默认规则,加之红绿灯对车行时间控制过长,所以行人在长时间等待之后,抱着侥幸心理横穿马路就变得很普遍。
    蒲奇军建议,治理“中国式过马路”,必须首先确定一个类似于西方“行人先行”的默认规则,在一个大众普遍认可规则之下,加强宣传引导,再辅以交通疏导员进行劝导,逐步改变这种习惯。
    “建立一个公众认可并自觉遵守的规则体系,才是根治‘中国式过马路’的良方。”蒲奇军说。